民族学考研 试析百济金铜大香炉中的中国文化因素

试析百济金铜大香炉中的中国文化因素

栾国琴

［摘要］百济金铜大香炉被韩国学界奉为韩国传统文化的精典之作。它的再问世引起了韩国学界乃至外国学界的广泛关注，百济金铜大香炉作为以中国汉代博山香炉为原型而制作的礼器，在韩国学界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在中国学界尚无专门论述。本文试图通过对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出土遗址、形制等进行详细介绍，从而分析百济金铜大香炉中的中国文化因素。并以期引起国内学界对该香炉乃至古代东亚的工艺交流以及香文化等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百济;金铜大香炉;扶余陵山里寺址

百济金铜大香炉于1993年陵山里寺址的发掘调查中首次露面，高61.8cm，重11.85kg，主要由承座、炉体和炉盖等三部分组成，其精美的造型和精细的制作技法等使学术界大为震惊。作为韩国国宝级的文物，香炉的制作精巧，而它的出土更是弥补了韩国史书中关于百济历史文献记录的不足，加深了人们对百济文化的认识。下面我们先了解一下其出土遗迹的概况。

一、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出土遗迹

该遗迹位于百济罗城和陵山里古坟群之间，本是为了开发寺址公园而进行的调查。陵山里寺址是具有百济泗沘时期典型伽蓝特征的一塔一金堂式寺刹建筑物遗址。从南开始为中门、木塔、金堂，在右边北方的讲堂位置配置有特殊构造的大型建筑物。该遗址除了直接搬出的遗物金铜光背片、金铜装饰金球、陶器以及珍珠 (弹球)等，在持续性的挖掘过程中于1995年在寺院基地楚心石上出土刻有“百济昌王十三季太岁在丁亥妹兄公主供养舍利”铭文的石制舍利龛［1］，从该舍利龛可以证实，该寺院于公元567年创建的事实，而经过目前学界的研究可知，百济金铜大香炉和该寺院遗迹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上述阐述可知该寺修建于威德王 (525－598)时期，据此可以推断百济金铜大香炉应该是制作于威德王、武王以及义慈王即百济泗沘时代末期，关于该香炉的具体制作时期，目前学界尚存在分歧，主要观点有如下四种:一是赵容重在《百济金铜大香炉的相关研究》中认为该香炉的制作时期当时7世纪前期。二是崔应天则在其《百济金铜龙凤大香炉的造型和编年》中持该香炉的制作时期当是在百济佛教美术的全盛时期的观点，即7世纪前半期到7世纪中叶。三是卢重国在《泗沘时期百济的山川祭仪和百济金铜大香炉》中则认为陵山里寺址于567年完工且是为了给圣王祈求冥福而建的，因此在该寺院使用的香炉当是该时期制作的，即6世纪后半期。四是李正晓、崔徳卿在《古代中国龙凤意匠的变迁过程和百济金铜大香炉》中认为百济大香炉的制作年代大体上是6－7世纪的泗沘时代，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道教文化的影响出现在武王时代 (600－640)。本文暂不对香炉的制作时期做深入论述。泗沘时期是在汉城时期和熊津时期百济学习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继续甚至完全吸收中国六朝文化并进行自我发展的关键时期。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制作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根据前述内容可知，该香炉出土遗址即扶余陵山里寺当是建造于泗沘时期，泗沘时代相当于百济的最后120余年。如果将百济王国的历史发展以其都城位置来区分的话，泗沘 (现扶余)时期是百济历史的最后阶段。百济第二十六代王圣王于公元538年迁都泗沘并致力于增强国力，但在公元554年在与新罗的战争中战死。后来其子余昌为圣王追福而修建该扶余陵山里寺。圣王的战死及管山城战斗的失败给百济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可以说这之前圣王为实现国家中兴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部化成了泡影。而回到都城即位的太子余昌即位为威德王。关于当时百济迫切的形势在《日本书纪》中有多处记载，此处不多做赘述。最初处于悲痛中的威德王意欲为其父王祈求冥福而欲出家修炼佛道，这个想法在臣下的坚决挽留之下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派了100名的度僧，度僧是通过国家政策使俗人成为僧侣。它的实施有着充足的政治理由。度僧是政局变动中的重要事件，也与王室和国王个人的问题相关。度僧具有护国佛教的性格，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关于威德王时期的度僧，在《日本书纪》中同样有如下记载:

如欲果愿须度国民，余昌对曰“诺”，即就图于臣下。遂用相议为度百人，多造幡盖，种种功德［2］。

《日本书纪》的主张即主张从圣王去世到威德王即位期间为3年的空位期。但从1995年10月在扶余陵山里寺址出土的舍利龛铭文来看，空位说是站不住脚的。即从铭文“百济昌王十三季太岁在丁亥”可以看出昌王十三年为丁亥年即公元567年，这和《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的记载有一年的差异。而舍利龛的年代是根据逾年称元法来计算的。从铭文的内容来看该舍利龛是威德王的妹妹为其父祈愿而制作的，由此推测该寺址是为圣王祈冥福的愿刹。

百济从引进佛教的枕流王三年 (384)开始建筑寺院等，并派遣使者到中国聘请相关联的学者以及工人等。从佛教传入以后，仍然在东明王及天坛举行祭祀，而且有继续田猎的记录:

阿莘王—二年春正月谒东明庙又祭天地于南坛

腆支王—二年正月王谒东明庙祭天地于南坛大赦

东城王—五年 春 王以猎王出都至汉山城:十一年秋 大有年国南海村人献合颖禾 冬十月宴群臣于南堂［3］

关于这样在祠堂或者神庙举行祭祀的记载，不仅出现于百济，同样在关于新罗等的记载中也层出不穷。可以试着推测在举行这样的祭祀活动时，香炉当是有一定祭祀功能的。由此可知，陵山里寺址的修建以及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制作当与佛教有一定联系，对此在今后应做详细论述。

二、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形制

百济金铜大香炉由承座、炉体和炉盖等三部分构成。承座镂空作一虬龙，仿佛从波浪中跃出，仰头衔住炉柄，承托半球形的炉体。炉体部分是具有动感的荷叶，最后一部分便是山峰重叠的山岳形制的炉盖。炉盖上装饰着一只张开翅膀凝视远方的凤凰造型，炉鼎和顶上的凤凰以一圆管相连，这个圆管将炉盖的上部和凤凰的胸部相连接。末尾部分在凤凰的胸部穿插两个排烟口，从而使得香的烟气从凤凰的胸口升起，炉盖上端部分的纹样是在其后部分配置了两行五个总共十个小孔。炉盖上描绘有74座山峰和5名乐师，17个人和老虎，还有以老虎为首的42种各种动物，以及树木和岩石的图像。香炉的炉体和承座部分由龙口中所衔棒相结合。炉体是展开的荷叶造型，荷叶上描绘有2人，还有鱼以及展开翅膀鸟等27只动物。承座是朝着天的盘龙造型，脚和身体之间由云彩纹样和荷叶纹样组成，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圆形的底座。百济金铜大香炉是由蜜蜡做成形态之后制作容范，再利用失蜡法铸造铸物来制作的。由于是出土于当时和王室有密切联系的陵山里寺址，因而可以看出百济金铜大香炉是使用于王室礼仪中的器物。

具体来说，百济金铜大香炉是在莲花台座形的炉体上有一个山岳形炉盖的博山炉。博山是神圣且高大的自然山脉，博山炉展现出从水中上升的龙将博山呈现出来的模样。中国汉代博山炉的基本形制是在山顶有一只鸟，没有其他的禽兽。之后由于受到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开始出现鸟兽，仙人仙女也开始在山间居住。

百济金铜大香炉炉盖表面呈山岳形，4层重复的山峰好似神圣的昆仑山。在山顶宝瓶壶的肩上有凤凰。在香炉的顶上部分是投矢壶形的长颈壶。在炉顶上的凤凰展开双翅向上仰望并呈两脚并列的静止状态。香炉炉顶是圆锥形的山岳，前面是重复的山峰。由于山峰是圆锥形，山峰从旁重叠。3层的山峰顶上坐着乐人，4层的顶上有鸟，考虑到神仙思想的影响，该鸟当是鹤，以壶为中心朝5个方向的乐人呈整理衣裙的姿势而坐。演奏的乐器分别是瑟、铜鼓、阮咸、纵笛等［4］。像这样聚集在一起奏乐的场面在中国的绘画和工艺品中多有出现。这些乐人可能象征着有特殊技能的人。

出现在山岳中的人物身着成套裙服，外面穿着长袖大袍。虽然在袍的里面穿着裙子，但是都以裤子表现出来。一般来说，女子着裙男子穿裤，但这里很难断定人物的性别。人物的手里拿着惠和佛子，从其头发的表现形式来看可能是和尚。其中也有短头发祈祷长生不老的女性。

在炉盖和炉身的缘部有云气纹，应属于水波纹。香炉的炉体部分是呈半球状的碗形，后面是三层莲花瓣相互交错。这样的莲台一般用来装饰佛像的大座。炉身表现了水界，炉顶表现了由水中高高耸立着的蓬莱、方丈和瀛洲等三山。在以平滑弧线刻画的山峰的边缘刻有松叶，可见在山峰之间有松树存在。在山间的高低不平的岩石表面有险峻的断崖。

其中大部分是山间和仙人仙女或者是修行者像，也可以看到在天上来回飞的仙人模样。虽然有持箭飞奔的狩猎骑马像或者是带着行李骑着大象的人物像等与整体结构并非协调。但可以看出吸收异文化及其设计的百济人的审美意识。

在香炉上，除了表面的人物，还有很多动物像。在炉身上的莲花瓣之间刻画有以鱼、鸟等为主，还有鳄等水中生物。在炉盖的山岳间生活的生物，下端有老虎、大象、猴子、鹦鹉、鸟和怪兽。在第二层有猴子、鸟，第三层有野猪、猴子、老虎、鹿、猛兽和怪兽，在第四层有鸟、怪兽等生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生物［5］。跟炉身相比，炉盖部分的生物相对较少，在炉盖部分除乐人之外还有很多生物的侧面像。

底座是由一只盘踞着脚而脖子上仰的蟠龙，蟠龙衔着莲花座圆筒的花茎。龙的犬齿和角呈弧状并被强调。在边缘部位雕刻有蛇腹状的纹样，指甲突出的右前脚向上呈现着。左前脚和后脚呈圆周状。像这样以蟠龙来呈现香炉的下半部分的例子在中国陕西茂陵出土的金铜制竹节香炉上可以找到。

三、百济金铜大香炉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分析

香炉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礼器，慎终追远，礼神祭祖，不忘先人，是东北亚地区传统文化和美德［6］。据考证可知，香炉在中国汉代就已经广泛普及，而且已经出现多种多样的香炉，即博山香炉。在公元前的汉代博山香炉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可以推断当时乐浪地区出土的香炉是以后三国时期香炉发展的基础［7］。因而香炉中的佼佼者——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创作和产生无疑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

首先，大香炉的基本形制似乎仍沿袭中国汉代博山炉的传统，从衔柄镂空虬龙座、人兽出没的起伏山峦到巅峰立鸟，所有这些造型都能在汉代同类型艺术中找到原型。而在对南朝时期的香炉图像等进行研究之后，可以很确定地说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基本形制源于中国。

其次，虽然在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图像中也出现射箭者的形象，但从整体上看，人和动物在自然环境中关系和谐;尽管山中遍布动物灵怪，但人们在这里感受不到中国战国至西汉初美术作品中山的形象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野性力量，那种人与自然的激烈对抗［8］。毋宁，整个山的形象是宁静祥和、可亲可近的。

再次，从香炉的形制、图像等都可以看出该香炉中突出的儒教性。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文化圈中，儒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金铜大香炉中，这种东亚文化的联系性一览无余。

最后，从大香炉的五乐师图像可以看出百济社会对于音乐的极大关心，而且五乐师在图像上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可见其表现了当时社会对音乐的强调和重视。而音乐优势作为儒教性质尺度的重要评价标准。五乐师居于人间最高的地方，通过奏乐来迎接象征天上的凤凰。这表明了当时人们期待圣君出现并实现文明的太平盛世的愿望。这种期望太平盛世的愿望正是源于中国的道家思想。

综上，百济金铜大香炉当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折中，即结合。除了上述具体分析，在扶余陵山里寺址出土的遗物有金属类、土陶类、佛像、琉璃灯部分是外来的因素。而在陵山里寺址出土的外来要素中占数量最多的与中国相关联，百济泗沘时期与中国的南朝展开了活跃的来往，百济与南朝的往来很多，这主要归因于地理、政治和经济、文化等诸因素。首先在地理上，百济海上交通颇为发达。在政治上，472年北魏拒绝了盖卤王请求其发兵讨伐高句丽的要求，百济只有加强与南朝联系。再从经济文化上来讲，南朝的经济和文化比北朝发达，尤其是文化方面，南朝的天文、历法、诗、骈文、经学、佛学、绘画艺术、造船、纺织技术等都有各自的成就和特点。百济和南朝的往来频繁，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而善于学习的百济人，在与南朝频繁的往来中，大力吸收了南朝的先进文化。这从早年发现的武宁王陵中可窥见一斑，而该金铜香炉更是一绝好的例证。

四、结语

百济金铜大香炉根据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样式，对汉代博山香炉进行折中而创制，上面的五乐师图像是百济的独有特征。百济金铜大香炉作为百济美术工艺的顶尖遗物之一，在史料不足的百济史研究中更是重要的遗物。同时，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中朝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证。而关于百济金铜大香炉更多的细节性问题，以后将对其做更深入细致全面的研究。本文只是对百济金铜大香炉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进行初步探讨，有诸多不足的地方还请学界前辈们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扶余陵山里寺址发掘调查进展报告书［R］．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扶余郡，2000．

［2］田容新．完译日本书纪［M］．韩国:一志社，2002．

［3］金富轼．三国史记［M］．韩国:乙酉文化社，1977．

［4］李中求．百济金铜大香炉奏乐像乐器的相关研究［J］．韩国:音乐论坛，2007．

［5］猪熊兼胜．百济陵寺出土香炉的设计和性格［C］//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百济金铜大香炉和古代东亚西亚．百济金铜大香炉发掘1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3．

［6］全荣来．香炉的起源和形式变迁［J］．百济研究25辑．韩国: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1994．

［7］钱汉东．日照香炉——中华古瓷香炉文化记忆［M］．上海:上考研化出版社，2010．

［8］柳扬．上大山见神人［C］//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百济金铜大香炉和古代东亚西亚．百济金铜大香炉发掘1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3．

［中图分类号］K3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3－0136－03

［收稿日期］2013－03－18

［作者简介］栾国琴，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门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中朝关系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