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学考研：学术探索｜转型视域下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之“三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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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 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30026，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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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培养我国出版领域高端人才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当前，我国出版业正处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出版新业态与新技术加速迭代更新的转型大潮之中，从历史、现实与转型的三维视角全景审视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回溯并总结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缘起与成长，审视反思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寻思考转型与变革路径，以期为建立适应出版业实践新变化、服务新需求的学科制度、培养体系、治理机制提供参考，促进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历史；现实；转型

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培养我国出版业界、学界高端人才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萌芽孕育”以来，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始终围绕服务国家和文化出版产业的需求，从学科挂靠到独立建制，一路砥砺前行，不断发展与成长，为业界、学界培养了大量高层次、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不仅促进了文化出版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编辑出版学科领域的学术繁荣，为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持。当前，出版产业正处在深度变革转型的大潮之中，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进程不断加快，出版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不断延展，出版数字化、信息化、国际化态势不断明朗，出版新技术、新平台、新渠道不断涌现，国家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出版工作不断提出新要求，这些新的实践变化迫切需要以培养高端编辑出版人才为使命的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能够审时度势，在学科制度、培养定位、培养机制、培养模式、治理体系等方面作出迅速回应，这需要我们回溯总结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走过的路程，反思掣肘其发展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转型与变革路径，探究建立适应出版业实践新变化、服务出版业发展新需求的学科制度、培养体系与治理机制，以促进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健康良性发展，为出版业界、学界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01

历史之维：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考证回溯

1.1萌芽孕育期（1985—1997年）

我国编辑出版学科的人才培养需求和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处于百废待兴之时，但那时的人才培养处于自发状态，没有上升到学科制度层面，培养层次主要定位于本科，真正进入业界、学界视野，并上升到学科建制层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北京大学等3所大学试办编辑学本科教育；1993年，编辑学被正式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这两起重要事件对我国编辑出版学科的建制型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催化作用。但是，从萌芽孕育时期的政府文件和文献里，没有查到我国开展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正式记录。如果一定要溯源考证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最早史证，那么，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时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关于建立编辑专业硕士点”提案的批复应该算是标志性事件，同意在新闻学或其他相关学科下培养编辑出版方向的研究生。[1]综合多方史料来看，1985—1997年编辑出版学考研，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尚处于萌芽孕育期。

1.2依附挂靠期（1998—2009年）

1998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愈加凸显，在编辑出版学界业界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编辑出版学科领域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学科制度上的变化：编辑出版学正式列入1998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隶属新闻传播学专业（此前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河南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在新闻传播学下招收编辑出版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标志着编辑出版领域的研究生教育获得了政府层面的认可。[1]笔者查阅多方文献发现：在这之后的10年间，我国有多所高校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或相关学科下招收编辑出版或类似专业硕士研究生，以此进行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探索和尝试。[2]遗憾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编辑出版领域的研究生教育获得长足进展，但仍未能在国家研究生学科制度体系即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里取得独立的“户籍”身份，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主要通过学科挂靠方式，即依附相关学科进行。

1.3独立户籍期（2010年至今）

2010年至今，是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无论是学科正式“户籍”建制，还是人才培养规模都取得了重要突破编辑出版学考研，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正式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被列入研究生专业学位目录，这标志着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在国家研究生学科制度体系中获得了正式的“户籍”。2010年、2014年、2017年，全国多所高校相继分批次获得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并在编辑出版领域开展应用型研究生培养工作。[3]然而，由于没有“合法户籍”，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面进展略显不足，只有部分高校可以通过学科挂靠的方式，或在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政策自主进行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目前，编辑出版学科仍处于专业学位的“单户籍”时期，学术型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权的“户籍”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最新的教育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目录体系中还未获得一席之地。

02

现实之维：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问题的审视与反思

2.1编辑出版学在国家研究生学科制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我国研究生学科制度体系由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部分组成。2010年，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不仅标志着我国编辑出版学正式进入国家研究生学科制度体系，也标志着编辑出版学地位的提升，可以说是改写了长期以来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依附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的历史，是学科建制层面的重要突破。但遗憾的是，2011年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版以学术型学位人才培养为主体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编辑出版学没有被列入。这就意味着，编辑出版学在科学学位层面和博士学位层次仍然没有取得“合法户籍”，编辑出版学在国家研究生学科制度体系中仍然表现为 “单户籍”。从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地位的影响来看，纵观国内外一流大学，凡一流学科，无一不是科学学位教育与专业学位教育兼具的，科学学位教育是学科发展之源，是保证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根基。当前，面对出版产业、媒体传播环境的重大变化，编辑出版领域一些重大实践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来回应和指导，专业硕士的培养显然无法满足编辑出版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要求。而现阶段硕士、博士层次编辑出版学科学学位“户籍”的缺失，直接导致编辑出版学学科地位的“矮化”、教育层次的尴尬，而仅通过学科挂靠依附的途径来培养学术研究生，结果自然不利于编辑出版学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不利于出版理论研究人才的储备，出版实践也会因为缺乏出版理论的指引而受到制约。[4]

2.2 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可度问题

研究生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胜任能力，走出校门在工作岗位上能否获得社会、行业、企业的认可是衡量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尺。近年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学科制度安排，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开启与实施大大促进了我国高端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为出版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编辑出版领域长期存在的人才培养“产销不对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编辑出版学毕业的研究生与其他学科研究生相比，在职业竞争力上以及工作实践中并没有过人的优势和特点，编辑出版学培养的研究生的职业胜任能力还有待提高。[5]当前，出版产业的融合发展、出版新业态的不断催生、出版的“走出去”，急需大量既掌握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又洞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互联网思维、胸怀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而现实情况是，一些高校按传统模式培养的编辑出版类研究生缺少专业的学科知识和现代信息技能素养，难以胜任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渠道开拓等新型编辑出版业务工作。编辑出版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可度问题本质上属于研究生培养理念、培养模式、培养机制的创新问题，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如果解决得不好，会影响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声誉，甚至辜负国家、社会与业界的期望。

2.3 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适应出版业实践新变化的反应机制问题

从学科属性来看，编辑出版学是一门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型学科。与编辑出版实践紧密结合、服务文化出版业的重大实践需求，均是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内涵的应有之义，文化出版业中的新业态、新技术、新内容、新动向都应及时、快捷地传导和反馈到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实践等环节。回顾30多年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与出版业实践的新变化所催生的教育变革有关。正是日新月异、快速变化的出版实践活动的推动，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才不断成长与发展。当前，与出版业新业态、新环境、新技术要求相比，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还未建立起快速适应出版产业飞速变化发展需求的调节机制。在数字出版、媒体融合、出版国际化迅猛发展的当下，出版业急需复合型、高技术、宽口径编辑出版人才编辑出版学考研，尽管部分高校已经开设诸如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与数字化技术相关的课程，但缺乏整体规划和科学谋划，一般仅在原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做些修修补补，培养模式仍停留在过去。显然，按此模式培养出的研究生，很难适应业界实践新变化的需求。

2.4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多元责任主体的协同共治问题

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涉及国家、培养单位、行业、企业等多个责任主体，学科的健康高效运行有赖于各个主体的协同参与、协同治理。近年来，随着国家“放管服”改革的推进，培养单位、行业、企业在参与编辑出版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历史原因，各个主体参与度仍然不够。在学科制度体系方面，学科专业目录仍由国家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制定、统一颁布、统一审批，培养单位在研究生教育学科点设置方面缺乏自主权，这也是编辑出版学在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双户籍”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落实的根本原因。在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面，由于开展时间较短，我国尚未形成一套充满活力的并且能调动各方积极参与的治理机制，培养单位仅仅以制度执行者的身份参与研究生招生，资源配置、招生指标、招录模式等均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培养单位自主权有限。在培养工作方面，虽然国家出台了产教融合激励政策，但出版行业、企业作为出版专业学位教育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计、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的工作远远不够。这种统一、规整的管理容易导致高校的人才培养从一开始就无法准确对接出版行业发展的需求。此外，在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评估上，主要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出版行业、市场等直接用人的外部主体参与度远远不够，这不仅难以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质量进行精准的评价和监督，也无法将人才需求的第一手信息及时传导给培养单位。[5]

03

转型之维：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变革路径

3.1落实“双户籍”，提升编辑出版学在国家学科制度体系中的层次和地位

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只是解决了编辑出版学在国家学科制度体系中身份的有无问题，确立了编辑出版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合法性问题，但编辑出版学科学学位“户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编辑出版学至今仍未被列入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导的国家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综观国内高校，凡某领域声誉较好的专业学位教育，背后一定有强大的科学学位教育作支撑。另外，国内现有的40个专业学位，大多数具有相应的科学学位作为支撑，并为专业学位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目前，出版硕士缺少与之相对的科学学位，同时，在博士层次，我国部分大学只能通过学科依附挂靠方式，或基于一级学科授权点自设交叉学科点的政策开展编辑出版学博士生培养工作。就学科内涵来说，编辑出版学相较一直挂靠的新闻传播学学科，拥有独立的知识范畴、知识体系、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学术共同体，培养标准与其也有较大差异。如果一直通过依附挂靠其他学科的方式发展，不仅会压缩编辑出版学的发展空间，也会影响编辑出版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应尽快在国家学科制度层面提升编辑出版学的层次和地位，设立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落实编辑出版学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双户籍”问题，开启编辑出版学不依附挂靠学科、独立开展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3.2坚持“顶天立地”，打造编辑出版学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并举的培养体系

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新兴学科，客观上要求研究生教育必须满足出版业的实践需求，同时必须符合新兴学科对学科建构和理论研究的需要，既要培养“立地”的专业学位人才，又要培养“顶天”的科学学位人才。当前，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加速融合，出版业实践中不断出现新业态、新技术、新平台，从理论层面总结出版业快速变化的内在规律，科学预测出版业发展的新走向、新动态、新趋势，以指导出版业的新实践，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就学术型人才培养来说，应趋向以培养从事学理研究、为本学科发展做深入研究和建构的专门人才为目标，重在加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重视研究生学术理论、学术规范的养成。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重点围绕产业需求，树立宽口径培养理念，完善升级培养体系，加大对研究生数字出版、新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夯实研究生的职业核心竞争力的根基，提升其职业胜任能力。

3.3围绕提升职业胜任力，创新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招生培养机制

专业学科知识、现代信息素养、互联网思维的缺乏，是编辑出版学毕业研究生职业胜任能力不强、社会认可度不高的重要原因。出版业本身具有交叉性、开放性、多元性的特点，需要吸收不同学科门类背景的毕业生。为此，高校应继续积极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在吸引其他专业学生报考的基础上，创新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招生机制，探索分类培养模式。对学术型硕士的招生制度设计，重在考察本科毕业生的科学素养和科研潜质，鼓励本科毕业生跨学科报考，对本科专业应不作限制，成功招生后，高校应重点强化学生编辑出版类经典理论课程的学习，加强学生的学术训练，培养目标应重在引导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以此为博士培养提供优质生源；应逐步探索取消学术硕士招生，只招收专业硕士与长周期博士培养的新机制。对出版专业硕士招生制度和培养模式的设计，高校应从产业需求出发，可以借鉴法律硕士招生模式，设定报考条件，鼓励非编辑出版类本科专业的学生报考，为最终向用人单位输送具备各专业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做储备。对往届毕业生的招收设计，应要求报考者具有一定的出版行业实践经验。学生入学后，高校应对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进行分类培养，培养方案、课程安排、实习实践、学位论 应有所区别，强化应届毕业生编辑出版实务的训练，提升往届毕业生编辑出版理论水平。

3.4紧瞄行业实践新变化，构建编辑出版学研究生培养的快速反应机制

编辑出版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多学科融合的属性，决定了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必须和产业实践、行业管理紧密结合，才能使培养出的人才具有较强的职业胜任力，进而受到用人单位欢迎、赢得社会认可。因此，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应构建一个面对出版新业态、新环境、新技术、新内容快速反应的调节机制，这体现在培养方案设置、课程体系安排等方面，不仅要能及时跟踪编辑出版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还要能按照出版业迅猛发展对人才能力素质的最新要求，关切出版产业实践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进入21世纪，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出版业也快速升级迭代，出版实践往往超前于出版理论研究。比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AR/VR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出版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催生了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有声出版等新业态，且新兴出版发展势头强劲。这一新的态势已引起出版业界、学界的高度关注。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应紧盯出版实践环境的新变化，时刻关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新趋势，根据时代潮流适时动态调整培养方案，加大教学培养改革力度，第一时间甚至前瞻性地将新业态、新技术、新观念纳入研究生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

3.5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建立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协同治理体系

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是保证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编辑出版学的“双户籍”问题，还是招生中的自主权问题、培养中的产教融合问题、培养质量的社会评价问题，本质上都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治理问题。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推进的要求，激发国家、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培养单位、行业产业用人单位多主体协同参与研究生教育的活力是改革的必然趋势。因此，在学科制度体系设计上，要进一步推动扩大省级部门的学科学位授予审核统筹管理权限，使地方高校能够依据区域出版业发展需求，自主审批设置编辑出版学学位授权层次和类别；进一步扩大培养单位在招生中的自主权，积极吸纳出版行业、产业、企业力量共同参与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招生方案、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设计，共同规划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办学形式、专业实践等，以实现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产教的深度融合和无缝对接；推进社会专业评估机构、用人单位对编辑出版学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进行评估，激发出版行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参与编辑出版学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动力和热情，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04

结 语

回溯总结30多年走过的路程，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从萌芽到成长，前行的每一步都倾注着学界、业界的心血，凝结着国家、社会、产业的期待与需求，承载着时代的责任与使命。这一过程中，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遵循的基本逻辑就是：始终坚持服务国家和产业的战略需求，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始终顺应实践的新变化不断进行探索变革。今天，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在学科制度、培养体系、培养机制、现代治理的变革征程中已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不俗的成绩，但与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新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出版业实践的新变化，需要我们深入审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认真谋划转型变革的新理念、新路径、新举措。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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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建平.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30年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39-149.

[2] 张志强，潘文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研究生教育：成就、问题与对策[J].编辑之友编辑出版学考研，2008（6）：112-117.

[3] 张志强.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由来、现状与发展[J].出版科学，2019（1）：18-24.

[4] 吴赟，闫薇.出版学往何处去？出版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革新路径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9（3）：15-23.

[5] 遆薇.我国出版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19（3）：96-98.

《科技与出版》2020年第7期P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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