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胡少卿记逝者刘勇_老五(胡少卿的诗)




2024-04-23 12:25:56
作者:gong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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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悼念|胡少卿:记逝者刘勇

记逝者刘勇

文|胡少卿



起点:大一昌平园宿舍119室

在我18岁认识刘勇时,不可能知道他会在43岁时告别人世。时间的流驶向我揭开了刘勇生命的谜底,这一切像一场宏大的玩笑。

2021年6月24日我走在从医院体检完回家的路上,突然收到大学同宿舍朱国政发来的信息:老五17号故去了。我停在路上,扶着一棵树站了一会儿,泪水溢出眼眶。不敢相信我的朋友老五已经离开这个世界7天了。前几天我脑子里还闪念:老五怎么这段没怎么发朋友圈?难道他也厌倦了朋友圈?5月5日我们还联系过,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只字未提,只是发信息来让我不用参加一场之前计划好的活动。据老朱说,他是4月中旬查出肝上有问题。在我庸碌度过的这两个月,我的朋友老五经历了何等可怕的惊涛骇浪。然而,我并不知道,知道了也无济于事。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在这样的重大事件上,相通了又如何,又能如何。

刘勇是我大学同宿舍好友。之所以被称为老五,是因为他在宿舍里年龄排行第五。这里有一段冤案。我在报生日的时候报的是农历生日,比老五大4天,排成了老四,但其实按公历算,我比老五还小差不多一个月。等老五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作为老五的称号已经广为人知、无法更改了。老五为此长期不服。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他说我是“阴险”地报了农历生日。他不知道,我们农村孩子只记农历生日,公历生日是不知道的。后来某一年我的女朋友通过查万年历才查出我准确的公历生日。我常常从一个人生日是记的农历还是公历去推断他的出身,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农村与城市或者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

刘勇是天津人,父母在电视台工作,家境尚可。从他这里,我知道了一个有教养的城市孩子可以达到何等程度的温和、谦逊、正派、善良。有了孩子之后我常想,当年我是在跟我的“儿子们”一起上大学啊。这样说并不是对我的同学的轻侮,而仅仅是想指出我和同学之间的代际差异:我在走着他们的父辈或爷爷辈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急赤白咧的道路,而他们优游从容的生活状态要到我的儿子辈才能拥有。我的大学同学主要来自于城市,且以大城市居多,而我来自于农村,18岁以前没坐过火车。在穿着、生活习惯、爱好、思维方式、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我都和城市孩子隔着鸿沟。刘勇是少数跟我之间没有任何隔阂的城市同学,既是同宿舍,也是好朋友。他跟我在同学中的“敌人”同样是好友。他在班上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好人。

他皮肤偏黑,身材魁梧,面部饱满开阔如唐人画像,鬓边甚至有络腮胡子的趋势,但内心却羞涩细腻如少女。他的身体很柔软,圆滚滚的,因而得到“小浣熊”的称号(相对的,我在宿舍被称为“猩猩”,工作后人们叫我“维尼熊”)。他有两颗小虎牙,喜欢模仿吴晓东老师的一种笑容,常常当众表演,嘴部两端上扬,弯成一个锚形,大概类似于今天表示“微笑”的那种网络表情符。

他似乎很喜欢格子图案,床单是蓝白格子的,衬衣是紫红格子的,采用的白糖也是方糖。他喝一种大玻璃瓶装的叫“菓珍”的冲调饮料,橙色粉末加水冲好后投入一两块“正北方糖”即成。他的床铺是靠窗的下铺,人们总是落座于他的床上,但因为床单勤换,看起来总是干净整洁。他喜欢买书、看书,在铺位上靠墙的地方码了一面墙的书。我的《儒林外史》、余华作品集都是读的他买的版本。吃完饭,他有时躺在床上,轻拍着肚子,说是“鼓腹而歌”,在一堵书墙下怡然自得,颇似陶渊明之“归卧故山秋”。他的阅读范围极广,跨越中今中外,且不带功利性,尤其喜读苏东坡。他谦逊、温和的气质,一方面固然来自于家庭的影响,一方面肯定还来自于孜孜不倦的持续的自我修养。

他的上铺朱国政也是天津人,两个人常常逗乐,如随时开场的相声表演。这种幽默的能力说明他们的内心很宽大,有许多可供周旋的余地。他并不是没有观点,而是尽力使自己的观点不至于冲撞他人,这使他表现得没有任何攻击性。当然,有少数时候他也会着急,眼睛圆睁,面皮涨得通红,但那也是好孩子的生气,争辩几句就过去了。他的论辩对象常常是睡对面下铺的小六。我在日记里记载了他们的一次扭打:

1997年3月4日

晚上,寝室的两个兄弟,老五和小六在床上扭打了半天。争执起因于晚饭时他们看见的一个女生。老五说她非常漂亮,是他理想的人选;但小六却认为一点都不漂亮,把她贬得一无是处。老五激于义愤,就和小六扭打了起来。两人相持不下,过了一会儿,就自动分开了。小六躺在床上,双目无神;老五以被蒙头,闷闷不乐。

我们都没把这当回事。他们就这样,今天吵,明天好。

他也不是没有内心的痛苦,只是出于体谅他人的考虑,这种痛苦被很好地隐藏起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挎着个黄绿色的军用小挎包(就是雷锋常背的那款),去校外远足,整个白天过去了才回来。

他在大学时写一些旧体诗,但总是羞于示人。现在翻看他在新浪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里发表的许多文字、评点,发现他的文字才华、艺术见解都相当高妙,但在大学期间,他很少展露。他和朱国政参与了“我们”文学社的创办,我们一起去拜访谢冕和钱理群先生,邀请两位老师担任文学社顾问。最近一两年一直想约请他和文学社的其他创办人去拜访钱理群先生,心愿还未实现他已离去。在办文学社期间,他从不给社刊投稿,不发表作品,只是耐心地给社刊《我们》做校对。他是过于谦虚内敛了,常常让人忽视了他的存在,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给自己定的标的太高,并不屑于参与我们孩子气的发表行为。他不希图任何实际利益,对于带有争抢性质的事情,永远退后一步,远离。中文系洪子诚老师监考时看见有同学作弊,自己的脸先红了,我能想象刘勇在此情景下,必然也是如此。他不擅长或不屑于将才华转化成竞争的砝码。在普遍的所谓“狼性法则”之下,他仍然是孔子意义上的“君子”,随意地写东西,将才华抛洒在日常生活里,用于怡养性情,愉悦友好。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吴鸥曾给他这样的评语:喜欢写东西,能写东西,但还得多给人看。



1997年春天我和刘勇(右一)、朱国政去邀请钱理群先生担任“我们”文学社顾问



1997年春天我和刘勇(左一)、朱国政去邀请谢冕先生担任“我们”文学社顾问

人们总是喜欢请他 忙,似乎他为朋友们办事是天经地义的,而他从来不会拒绝。他的 助总是真心实意,竭尽全力。在校时他 我,毕业后我仍然常常麻烦他,有一次开车在天津被罚,还麻烦他到银行去交罚款。现在想来,这样事无巨细地 助朋友,必然增加了他的劳累。他去世后,同学群里有同学说她跟他提到孩子喜欢看他们社办的《科幻立方》,他就每月都寄,一直寄到今年4月份。我在日记里记载了他对我的 助:

1999年11月11日

老五每天早晨都很早起来。大家睡觉的时候,老五坐在台灯下看书。上午一、二节有课或有约,大家总是让老五喊自己起床。久而久之,大家都觉得老五像闹钟。有时老五回家去了,有要早起的人就会心里没底,益发觉出老五的重要性来了。

老五最近很忙,辛辛苦苦准备考研。有一天早晨,老五拍着我的脚,让我起床。我迷迷糊糊地说:“我上午没课。”

听见老五拍自己的额头,说:“噢,我记混了。”

很长时间,天津对于我的意义就在于刘勇在那里。大学时代我去他家住过,甚至还带去了两个他并不认识的朋友。他早晨带我去吃一种津门小吃“嘎巴菜”,去那种不是本地人不可能知道的小店。他跟朋友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为之感到真心的快乐,这是真正的友谊和情感。

他的专业是古典文献学,本科毕业论文做王质的《诗总闻》研究,一本我闻所未闻的书。他很努力地准备了考研,可惜的是因为英语成绩差距较大而未能录取。其实他的知识准备、热情乃至品性都适合做研究工作,他自己的理想也是如此。考研失败给他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十三年后,他还在教师节发帖念叨当年老师对他的好意:考研时,杨老师说,别看专业书了,就看英语吧。又说,差点分,系里可以给部里打报告。吴老师说,回学校吧,跟我点校《诗总闻》。专业老师都非常看好他。后来他多次回燕园访友,发现这已是一座跟他无关的校园,只感到深深的寂寥。他的博客和微信头像长期是一张我们大一时昌平园宿舍的照片,他对大学岁月充满了怀念,尽管这段岁月被一个残酷的英语成绩所绞杀。

毕业仓惶,我记不得他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回了老家,进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无疑,他经历了一个并不轻松的适应期,毕业后不久我们再碰面,昔日儒雅君子的他嘴里也不时蹦出脏字儿。2006年他的博客里出现了“抑郁”的字样,2007年暑期,他开始了一次策划已久的西藏之旅,像一种逃离,回到单位迎头等着他的是通报批评和扣发半个月工资奖金等(似乎是因为超期返回?)。生活之轭终于慢慢降服了他,使他变成一个心平气和的中年人。在这里,他获得了另一个昵称:“勇子”。从普通编辑到编辑室主任到总编辑助理到副总编辑,刘勇一定是付出了老黄牛一样的勤恳。他的同事回忆说:遇到问题征求班子和同事们意见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找勇子吧。我猜想,刘勇的工作一定是极辛苦、极勤奋的,他不擅长拒绝,天然无害,人们天然会把巨量的工作、重任集中向他,使他成为一个事务的枢纽。



刘勇在工作

我对刘勇的工作情况并不了解,他展示给我的是朋友的一面,我也只了解他作为朋友的一面。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变故,我没有必要去了解他的工作情况,我宁愿只了解他作为朋友的一面。现在他故去了,我搜寻他工作方面的资料来看。没错,在工作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他良好品性的延伸,不出所料,又出人意料地深刻、震撼。和他合作过的作者,止庵、启贺等等,无不对他赞誉有加,知青情书《十年》的作者崔积宝甚至上升到一种高度:“这样一些年轻人,就是一盏盏灯,是他们照亮着我们今天的社会。”他回忆了刘勇的一次“狂妄”:

我跟刘勇谈了自己是怎样在网上搜索,看到他编辑出版的那些书时眼前一亮的情景。刘勇也感慨地说:“你看得挺对,我就是编自己喜欢的书,编别人不编的书,我不编领导交给的而自己不喜欢的书。”说完,他憨厚地笑了笑道:“有点不谦虚了。”这时我们心里感到,这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年轻人真是不错!

(摘自崔积宝新浪博客《使人眼前一亮的刘勇》)

他几乎是在燃烧着做书。有时为了查证一条注解需要在房间里铺开满屋子的古籍对照互参,有时则要通过繁琐的行政手续跑图书馆去查阅旧报纸。他找到了大量书稿中的错谬,这些错谬在之前的版本里已沿袭多年,无人在意。他发现了,改动了,依然无人在意。海量的书籍汇成荒谬的大山,人像蚂蚁一样在其中爬行,究竟有几个人在意其中细节是否精确、考据是否可靠?刘勇的工作,究竟有几个人会感念、铭记?如果有曾注意到刘勇泼洒心血之处的读者,请站出来,告诉世界,结束这可怕的沉寂。

在他的编辑史上,最深刻地掠夺过他的生命的一本书大概就是《相声大词典》。这本书的编辑从操作方法上可能最接近他所学习的古典文献专业。他是这本书的无名的幕后英雄。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贴过一篇观者寥寥的关于此书的自述:

编词典的人——写于《相声大词典》加印前

2014.2.24

如果说人的生命三分之一用来幻想,三分之一用来打破幻想,三分之一用来回忆,那么,《相声大词典》于我恰好走完了这么一个过程。

从2010年4月到今天,差不多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整个2010、2011年都在等待,2012年编辑出版,2013年沉浸在后词典时代。这部书带给我的,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有欢乐,有痛苦。直到今天加印,甚至还出了点小状况。我想说,它是一部魔法书,牵引着我的生活不知所措。

在杭州,李侃老师说,一个编辑一生也碰不到几本这样的书。在天津,徐老师说,有几个人一辈子看完过一本词典。直到昨天,我还在说,当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好像永远也编不完。

今天,我可以像对待一本书一样地面对它了,可以挑它的错,指指点点。之前的一年好像都不能,就像你无法直视自己的生命一样。  

我是一个编词典的人,之前不是,从来没有一本书能给我带来这么多可以承受又无法承受的东西。这话说得矫情,但实在也找不出太合适的词语来描绘。就像聪明的古人说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懂。废话,连我都没搞明白,你能懂吗!

头一次,我被一本书驾驭,而不是相反。  

整个2012年用两个字可以形容——承受。如同裹挟在漩涡里,不能沉没,又无法上岸。每天随时都可以睡,随时都可以醒。凌晨四点起,下午四点回家小睡,然后吃晚饭,再工作到十二点,如打仗般精力充沛而又疲惫不堪。试过各种提神方法,红牛没用,启力没用,连续蹲起没用,咖啡更困,最后好像绿茶管了点用。那一年,我庆幸自己没有总爆发,因为,没时间爆发。当然除了完成之后的一次,我说我累了,不干了!或者隐藏的意思是,只有我这个干法才能成,其他的都是想当然和放狗屁。  

之后的一年,虽然也做了几本别的书,但一直生活在其阴影中。我说过,我不忍心去碰每一本我编过的书。我要谢谢一年后才开始加印,因为我的回忆终于画了一个休止符,让我可以接受它的不完美,可以重读一遍,乃至起了修订的念头(这次还只是为加印而作的简单修改,不能算修订)。也就是,它终于走出了我的生命,或者说,可以并肩而行,而不是心与神迷。  

我不是一个职业的编辑,因为我动了很不职业的感情。

一年多前写过这样一段微博:  

“说实话,每一本书就如同我生命里的一站,词典大概是经过一段艰难跋涉,比较大的一站,但如同每一个旅行者一样,不会抱着一个站牌不放。我现在就

想赶快离开,到下一个陌生的站去。现在,只想和它做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告别,再见。”  

只不过这个告别,迟到了一年多。  

今天再看,也许它给我的快乐还是要多一些,至少我没在这篇文章里骂街就是明证。我会写篇论文来详述工作的细节,但这次就到这儿。你们马上就会在书店、网店里重新看到它,请代我问声好,然后继续骂,反正我已经不怎么上微博,于是很难听到啦,哈哈。  

是为记。

这篇自述不仅有爱恨交加的工作体验,还有精准恰切的表述的才华。以前我只在创作者的自述中看过类似的倾诉,现在,在一个编辑的手记里也看到了这种经验——燃烧的经验,生孩子式的经验。我能想象编这样的词典对于他这样较真的人意味着什么。《相声大词典》是相声领域的第一本词典,收入词条5500个,计130万字。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豪迈地说:“以后谁编相声词典都绕不开这一本,就算骂,也绕不开,永远绕不开。”他做出版,一直在用老派的方法做扎实的事,不咋呼不迎合,只在乎品质、意义,只在乎自己内心的标准。我认识的不少朋友都是这样,默默地做事,不为被谁看见、被谁嘉奖,只为无愧于心。

在工作中,他一定是极讲原则而不徇私情的。他和我,还有以前认识的朋友、同学,偶尔合作过业务方面的事,一切都如清水般透明,遵守规则,毫无可臧否之处。在工作中,他就是规则的严肃执行者,一个代表着出版社的符号。

可以推想,他在社里的人缘是极好的,一如他在大学本科班。据老朱说,他去世的消息家人是对外保密的,葬仪全部办完了才告诉单位,因为“他不愿意打扰任何人,他的心愿是安安静静地离开,有尊严地走”。一个同事梦到他,恰好是他去世的那天晚上,同事说这是勇子来告别。

他的父母年事已高,还有一个姐姐。一两年前他的微信里都是照顾母亲的记录,母亲不小心摔伤了,用了一百多天才复原。母亲晚年喜欢集报,会把所有涉及儿子的报道都收集粘贴起来。他常常在朋友圈发一些可乐的母亲轶事和言行,还是跟说相声似的,其乐融融。

刘勇一直没有结婚,上大学时他透露过自己暗恋过高中的一个女同学,这个同学的名字里有“蕾”字。前几年我给他介绍过对象,但他态度怪异。自此我再不提起这方面的事。



刘勇最后的朋友圈。照片是1993年他15岁时。数字化时代,有太多逝者还存在着的证据。离去或存活,显得那样的虚无缥缈。

我翻看他的博客。在《我的理想》(2006年)一文里,他说他的理想本来是留在学校当老师,无法实现之后,他已经把理想确定为:

我的理想就是自身对于道德的不懈努力,以及给予周围人以温暖和力量。

这是他郑重其事地说出来的。他一直是那个戴着红领巾对世界抱有单纯的热望的少年啊。这样的话在许多人那里是诳骗,可在他那里,我相信是真的。

《过关》(2006年)这一篇,记载了非典时期他的母亲、奶奶、父亲、姐姐轮番生病他独力照料的经历,他说: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我再也离不开我的家了,家里每一个人都需要我,我不能躲避。——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他为什么不继续考研继续往外奔的答案。

在另一篇《关于死亡》(2006年)里,他写:

缘于性格,我对人对己的要求极严,或许早一点死掉是对爱我和我爱的人的一种解脱,我不愿意成为他们精神的负累。我在过往的时日里一直在学习不要强人所难,告诉自己一定要相信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但往往在控制不住的时候,来于我的压力伤了别人和自己的心,甚至无法挽回。消失可能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方法,但为了这个理由而死去却又过于滑稽和自残了。还有我不愿看见身边的人一个个早我离去,我曾设想如果过于长寿的话,会写一本《亡人录》来纪念他们,以消解自己的苦痛,但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又是过于残酷了。

这个深情而柔肠百结的人哪!

网上有一个网友悼念他,公布了5月11日的聊天记录。网友问他身体咋样了,他告诉他:“生不如死”,并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网友留下了最后的忠告:“问一个治疗中的癌症病人千万别问怎么样了,切记。说实话,你受不了。说假话,就是骗自己。”

因为他的谦和、退让,他出让了太多本来应该拥有的东西,只是用极大的耐心做着编辑这份俗称“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我注意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所有他参与的公开活动中,他都退后一步,甘居幕后,隐藏自己,只做一个服务者,绝不出风头、抢风头。刘勇,在这个世界上,曾有过这样勤恳奋斗并时时让人感到世界的温暖和光芒的人。无数人都像浪花一样消失了,人们在时光中,又如何去辨认你,辨认你曾熠熠发光的不同?——一种不可能被记载也不以被记载为目的无声的优良。但愿我微薄的文字,能把你多保存一会儿。

在知道刘勇噩耗的这些天,我感到深受打击,是一种心理上的疲惫,生活态度似乎也消极了许多。2015年我的高中好友胡进去世,同样有这样的影响。每个好友离去的时候,他们就带走了一部分的我,使我的世界出现破损,使一部分记忆悬空。

今年年初写过一首诗,放在这里纪念刘勇:

一个人死了

身体里的牛马终于停止了奔走

警惕的猫头鹰闭上眼睛

欲望的美蛇不再吐出信子

攀比的长颈鹿垂下脖子

孤独的犀牛止步于圆心

胃的河马倒卧在泥水里

青春的鳄鱼彻底变为化石

把梦的影子刻在虎皮上

只有灵魂的火烈鸟飞走了

飞向一直想去而没能去的地方

轻快地,如释重负……

我的兄弟,但愿你灵魂的火烈鸟已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



“我们”文学社创始人周青丰听说消息之后,挥笔写下“痛”字



end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胡少卿文学课”,感谢“胡少卿文学课”授权海螺转载。图片源自原文。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魏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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